打破刚兑会否从小银行开始

2包商事件引起市场广泛担忧，关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也多了起来。如何看待包商事件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，我们还是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。

银行天然爱杠杆，2016年之前疯狂扩张

银行主要赚取的是资产端和负债端利率的差价，在利差一定的情况下，银行最大化利润的重要手段是做大资产和负债的规模，所以银行是天然偏爱规模扩张、偏爱加杠杆的行业，其实金融机构大都是如此。

而对银行监管的核心也主要是对银行规模扩张速度和杠杆率的监管，比如资本金充足率的分子是资本金，分母是加权后的资产，资本金充足率的本质就是杠杆率，监管资本金充足率就是在监管银行的杠杆水平。

在2016年之前，金融监管相对偏松的时候，中小银行规模扩张的冲动是非常强的。传统银行吸收存款会受到支行数量的限制，发展速度会相对较慢。为了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，中小银行更多是通过回购、同业存单、同业理财等金融负债，来获取资金。

同时，银行资产端通过购买其他银行、非银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、资管产品，间接投资于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信用债和非标资产。采用这样的模式，中小银行规模飞速扩张，例如2014-2016年间我国小型银行总资产年化增速高达25.5%，中型银行18.4%，远远高于大银行的10.7%。

在短时间内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，中小银行也积聚了一定的风险。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是银行天然要面对的最主要风险，而在激进扩张期间，这两种风险都明显被放大。一方面，当时中小银行负债端发行的理财、同业存单的期限基本都在半年以内，3个月期限的最多，而资产端投资的非标、信用债的久期却都非常长。

通过期限错配的办法可以赚取期限利差，但期限错配越严重，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也越高，一旦负债端不稳定，资产端也面临被抛售的压力，且投资的资产变现起来并没那么容易。

另一方面，大量资金绕道进入泡沫领域，也放大了银行承担的信用风险。风格激进的银行会投资更多的中低等级信用债、非标资产，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、城投等领域，放大了整体经济的泡沫和债务风险。

尤其是过去几年，银行为了规避监管，更多是通过券商、基金、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通道进行投资，带动非银金融机构规模也快速扩张，但受到的金融监管却相对有限，机构间的责任并不清晰，孕育了一定的风险。

金融监管收紧，小银行扩张受限

2016年下半年以后，政策重心逐步转向防风险，金融监管全面收紧。例如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全年，银行间资金利率被大幅抬升，明显提高了金融机构期限错配的成本，遏制了金融机构借短放长加杠杆的冲动。之后央行又先后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考核，将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，从负债端限制银行的过快扩张。

针对非标、通道的监管政策也相继落地，从资产端限制银行扩张的渠道，解决了银行绕道非银规避监管的问题。2017年开始酝酿并于2018年落地实施的资管新规，更是对打破刚兑、期限匹配、资金池管理、多层嵌套等问题都做了规定，全面统一了金融监管的原则和标准。

在监管收紧的背景下，中小银行增速明显下滑。2016年以后，小型银行的规模增速不断从30%左右的高位下滑到10%以内，中型银行从接近20%的水平下滑至不到8%。

从负债端来看，金融类负债增速的放缓是最主要的拖累因素，例如小型银行同业存单、金融债券发行存量的同比增速，从之前的每年翻1到2倍，降至每年不足20%，中型银行也大幅回落。同时，表外理财增速大幅放缓，同业理财规模从最高时的6万亿萎缩至当前可能不足1万亿。

从资产端来看，银行委外、通道等投资业务也大幅萎缩。过去两年多时间里，银行业对其他银行的债权规模萎缩了2万多亿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萎缩1万多亿，衡量银行投资同业理财、资管产品情况的股权及其他投资萎缩了接近3万亿。说明金融体系内部的杠杆确实在不断去化，银行对银行、银行对非银等过去不那么规范、没有受到充分监管的一些业务，确实在本轮监管收紧后有所改观。

警惕但不恐慌，金融供改继续

尽管去年以来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且贸易问题加剧，但从大方向来看，金融监管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幅度放松。比如资管新规依然如期落地实施，且监管大方向并没有改变。去年以来逆周期政策发力，但从结构来看，社融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银行信贷和标准债券发行多增，非标融资依然处于监管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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